1929年，徐志摩逛完青楼之后回到家中，抱着妻子陆小曼坏笑道："她们一个个都非常丰满，但在我心里都比不上你。"陆小曼得知丈夫去了青楼，非但没有生气，反倒笑了起来。
1926年10月，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了婚礼。证婚人梁启超站在台上，当着满堂宾客的面，说了句让所有人坐立难安的话——他希望这是两人这辈子最后一次结婚。
这话听着刺耳，却一语成谶。
婚后不到一年，浪漫的壳就开始碎了。陆小曼出身富贵，在北京名媛圈长大，从小养成了挥金如土的习惯。跳舞、听戏、打牌、购物，一天都不能落下。
她还有抽鸦片的瘾，据说是早年小产落下病根，神经痛发作时痛不欲生，只有鸦片能镇住。这东西不便宜，连带着进口药品、成群的仆人、没完没了的社交开销，每个月账单摞起来能把人吓一跳。
徐志摩扛不住了。他当时在好几所大学兼课，又写稿又出书，还干起了房产中介的副业，一个月能挣到五百大洋上下，在当时的文化人里算顶尖收入了。
可钱一到手就没了，连日常开销都兜不住，隔三差五得向前妻张幼仪伸手借钱。张幼仪那边在银行做事，又经营服装生意，日子过得稳稳当当，每次都给，但心里未必瞧得上他这副样子。
1928年前后，翁瑞午被带进了这个家。他是苏州世家子弟，父亲做过前清知府，自己却不走仕途，成天泡在古玩字画、昆曲和推拿里。别的不说，推拿的功夫确实到家。他第一次给陆小曼按肩颈，那双修长的手顺着穴位推了不到半个时辰，陆小曼紧绷的脸就松了下来，长长出了口气。
徐志摩开始是真心感激。他经常要往北京、南京跑，没法天天在家守着，有个知根知底的朋友帮忙照应，他觉得挺好。他甚至跟朋友说过，男女之间也可以有干干净净的交情，这话放在当时的中国，算相当前卫了。
可事情慢慢就变了味道。翁瑞午先是教会陆小曼用鸦片烟止痛，两个人从此常常对卧在烟榻上，烟雾缭绕中一聊就是大半天。推拿的位置也不断往私密处挪，时间越拖越晚，有时徐志摩半夜回来，还能听见卧室里传来低低的说笑声。
仆人们在背后咬耳朵，但谁也不敢挑明。
徐志摩选择了往外跑。上海的会乐里、北京八大胡同，那些霓虹灯底下站着一排排姑娘的地方，他成了常客。有时候跟朋友一起，有时候独自前往，混到深夜才带着一身寒气回家。他甚至养成了跟陆小曼描述见闻的习惯，用调笑的语气，好像这样就能报复什么。
1929年深冬的一个夜晚，他带着满身脂粉味回家，嬉皮笑脸地凑到陆小曼耳边，说今晚去的那些姑娘一个个如何如何，末了补一句，哪个都比不上你。陆小曼靠在软枕上，慢慢抬起眼皮看了他几秒钟，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笑，然后轻轻别过脸去，什么也没说。
那笑里没有愤怒，没有醋意，只有一片了然的平静。
从那以后，这个家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。徐志摩出门奔他的生计和风月，翁瑞午上门做他的推拿和陪伴，陆小曼则躺在烟榻上，两样都接着。有时候徐志摩半夜回来，看见卧室门关着，就自己在外间沙发蜷一夜。
后来终于撞见了一次。徐志摩推门进屋，看见陆小曼和翁瑞午同卧一榻，两人都睡熟了。他没吵没闹，默默脱了外套，挨着床沿另一边挤着躺下了。事后他跟朋友叹气，说小曼的身体离了翁瑞午，怕是一天都撑不下去。这话像在替对方辩解，又像在劝自己接受。
1931年11月19日，徐志摩从南京搭乘一架免费邮政飞机赶往北京，只为听林徽因的一场建筑讲座。他为了省几十块钱路费，选择了这趟不花钱的航班。飞机飞至济南党家庄上空，天气骤变，能见度极低，机身擦着山头坠落，瞬间烧成火球。机上三人无一生还，徐志摩年仅三十四岁。
消息传到上海时，陆小曼正在家中吸鸦片。她当场昏了过去。
此后数十年，陆小曼几乎换了个人。她不再出入社交场合，不施脂粉，终日素衣，把全部精力投入整理徐志摩的遗稿中。她花了二十多年，一页一页收集那些散落的诗稿、书信和日记，编成《徐志摩全集》，好像只有这件事，才能让她继续活下去。
翁瑞午也信守了对徐志摩那句“我会照顾小曼”的承诺，一直陪在她身边。只是陆小曼晚年曾对人说过一句话，大概意思是，她对翁瑞午只有感情，没有爱情。而那感情，不过是在最苦的日子里，有人伸手搭了一把而已。
三个人纠缠数年，最终落得一个死别，一个孤老，一个守着承诺过完余生。谁也没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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